柳宗元：清醒的人最荒唐
《旧唐书》对柳宗元的评价是四个字，“僻涂自噬”，也就是说他走上歪路以至于自取灭亡。
要解释柳宗元到底沾染了什么邪魔外道，不妨从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诗歌开始说起。
“一车炭，千余斤，宫使驱将惜不得。半匹红绡一丈绫，系向牛头充炭直。”
这是白居易在唐朝元和年间所写的《卖炭翁》，诗歌讲述了一个衣衫单薄的老翁趁天寒地冻进城卖炭，那车木炭却被“宫使”强夺的故事。
由“宫使”执行的“宫市”制度，是中唐时期的一项恶政。当时的太监以采办宫廷用品为名，只要付出“半匹红绡一丈绫”等微薄资费，就可强买远高于其价值的货物。“名为宫市，其实夺之。”
元和是唐宪宗的年号，始于806年，在此之前为“永贞”。公元805年，32岁的柳宗元参与了王叔文集团推行的一系列改革运动，史称“永贞革新”，其中有一项，就是“罢宫市”。
除了罢宫市，王叔文等人还曾释放宫女，整顿税收，降低盐价，惩办贪官污吏，甚至谋夺宦官与藩镇兵权。这些措施，不管记录者如何颠倒黑白，后人都能看出可谓善政。
“叔文行政，上利于国，下立于民，独不利于弄权之阉官，跋扈之强藩。”（王鸣盛）
可惜永贞革新仅仅持续了不到半年，就随着宪宗登基而宣告失败。曾经是王叔文集团核心人物的柳宗元因此被贬抑终生。
不仅如此，死后他和刘禹锡还在史书中得到了“僻涂自噬”的四字差评。果然是闹革命九死一生，搞变法遗臭万年。
笔下插刀韩退之
宋人王安石对柳宗元等人的评价是：“余观八司马，皆天下之奇材也。一为叔文所诱，遂陷于不义……”
苏轼亦曰：“唐柳宗元、刘禹锡使不陷于叔文之党，其高才绝学，亦足以为名臣矣。”
其实王安石和苏轼的看法，或是受到了《旧唐书》盖棺定论的影响，或是出于政治敏感而不敢公然褒扬有结党之嫌的永贞革新团队，都未必正确。
王叔文究竟是否坏透心肠，我们已无法从他被政敌抹黑的史料中发现真相，但我们可以看到的，是柳宗元对王叔文的态度。
长安土著柳宗元，因参与王叔文的政治小团体而使自己的仕途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，被迫远徙至蝮蛇盘踞的蛮荒瘴疠之地，登高望群山而觉群山如囚牢（“谁使吾山之囚吾兮滔滔”），后半生过得极其痛苦，但——
他从没说过王叔文一句坏话，也否认自己交友不慎。
他甚至还强调：“余慎取友，惟心之虔。”
可以说，若不是柳宗元在全部诗文书信中，除了自称愚蠢之外，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自省悔罪之语……或许，他不至于贬死柳州。
对此，还是范仲淹讲了句明白话。
他说柳宗元和刘禹锡的文章反映出的思想水平那么高，假如王叔文真是个一无是处的狂人，以刘、柳的智慧，怎么可能与之结交？王叔文虽是因棋艺而被唐顺宗宠信，这种进官的途径难免为士人不齿，但观其谋夺宦官兵权与抑制藩镇的作为，不能不说是出于一片忠心。
“《唐书》芜驳，因其成败而书之，无所裁正。”
范仲淹认为，史官对王叔文的评价有失公允。
那么问题来了，《旧唐书》对王叔文之党做出如此不公正的评价，是参考了谁的原始记录？
答案或许会令很多人震惊——
正是柳宗元最知名的基友：韩愈。
塑料友情韩刘柳
韩愈、刘禹锡、柳宗元三人年龄相仿。在各自还未万罪加身的清白之年，他们同朝为官，一起切磋学问，议论朝政，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。
刘禹锡在《祭韩吏部文》中这样描写三人的交情：“子长在笔，予长在论。持矛举楯，卒不能困。时惟子厚，窜言其间。”
刘禹锡擅长议论，韩愈文采飞扬，两人争辩得难舍难分之际，往往是柳宗元出面调和，这画面可说是极生动地反映了三人不同的性格。
然而公元803年，韩愈突然被贬阳山。
据805年韩愈写的《赴江陵途中寄赠三学士》所说，他怀疑自己被贬跟柳宗元和刘禹锡有关。
“同官尽才俊，偏善柳与刘。或虑语言泄，传之落冤仇。”
他说同朝为官者皆是英才俊杰，而他独与刘、柳交好。恐怕是刘、柳把他说的一些（非议朝政）的话传入当轴者耳中，导致他得罪被贬。
虽然他后面有补了一句“二子不宜尔，将疑断还不（音‘否’）”，即表明刘柳必不至于如此，他已打消疑虑。但他对二位好友产生过怀疑，却是事实。
其实韩愈之所以被贬，是因为他如实汇报旱情的上疏触怒了京兆尹李实，跟刘、柳没有半毛钱关系。
不过到了805年，唐顺宗即位，刘、柳居于政治中心，把韩愈的冤家对头李实贬出了京城，却没将韩愈召回，这恐怕让韩愈很不开心。难怪他在永贞革新失败之后，写了一首《永贞行》，竭力诋毁王叔文一党。
这首诗是怎么写的呢？
万受摈弃革新派
“君不见太皇谅阴未出令，小人乘时偷国柄。”
韩愈开篇第一句，就给永贞革新运动定了性——小人窃国。
所谓“太皇”，指的是后来被宦官逼迫禅位给唐宪宗的唐顺宗。805年唐顺宗尚在服德宗之丧，天子居丧期间不言政事，百官听命于冢宰，谓之“谅阴”。
805年的唐顺宗才44岁，但已中风且言语不清，据说只有牛昭容能听懂他说的话。王叔文就是在这个非常时期当政并推行改革的。
论政治阻力，王叔文等人面临的守旧势力十分强大；论政治靠山，唐顺宗病得不轻，根本靠不住；论伦理道德，他们愚主弄权的嫌疑实在太难洗清。所以客观地说，无论王叔文小集团的成员多么惊才绝艳，他们这样做都是自处危地，很难有好下场。
“北军百万虎与貔，天子自将非他师。”
“北军”即由宦官统领的神策军。彼时唐顺宗已瘫痪，而禁军兵权掌握在宦官手中，韩愈说北军是“天子自将非他师”，若非曲笔有意为之，则当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。
“一朝夺印付私党，懔懔朝士何能为？”
韩愈称“二王刘柳”（王叔文、王伾、刘禹锡、柳宗元）是令正直朝士畏惧且无可奈何的“小人”，他们欲将禁军兵权交付“私党”。王叔文等人确实想夺宦官兵权，为此他们请出了德高望重的名将范希朝。此举当说是忠非奸，韩愈的说法又是以白为黑。
“董贤三公谁复惜？侯景九锡行可叹。”
韩愈将“二王刘柳”比作汉哀帝的男宠董贤与南梁反贼侯景，几乎等于说二王刘柳有谋反之意，这无论如何都是不恰当的。不过，要说韩愈有多么讨厌刘、柳，倒也不尽然。该诗后半部分话锋一转，表达了对被贬同僚的同情。
“吾尝同僚情可胜？具书目见非妄征，嗟尔既往宜为惩。”
只是不知刘、柳二人读到这首诗时，心里是什么感受？连故交韩愈这样堪称君子的人物，都严厉斥责其政治作为，就更不要说其他小人与政敌要如何落井下石了。
有人说韩愈对二王刘柳的诋斥必夹带私愤，也有人说韩愈写《赴江陵途中寄赠三学士》暗示自己是永贞革新运动的受害者，是想得到当权者的提拔。
认为韩愈在政治上有投机行为，并非无端的污蔑，他本来就做过类似的事情。比如他曾竭力奉承李实而得到提拔，以致于有人嘲笑他“韩公每是有求于人，其词辄卑谄不可据。”福泽谕吉甚至在《文明论概略》中点名批评韩愈言行不一，是“伪君子”。
生命紧迫，还是永恒？
韩愈真是个复杂的人。
为求官可卑辞谄语媚权贵，但见李实瞒报灾情，他还是禁不住挺身而出。当叛贼王廷凑杀成德军节度使而自立，朝廷命韩愈前往宣谕，走到半道，连皇帝都反悔了，怕韩愈丢了性命，他却义无反顾，最终达成使命，当真是“勇夺三军之帅”。
然而韩愈真的不怕死吗？怕，怕到登上华山之后发狂恸哭，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法活着下山了。
后世将韩愈和柳宗元并称“韩柳”，固然是针对他们的古文成就言之，但说到他们的性格，倒也是要互相映鉴，才更叫人看得分明。
韩愈易燃易爆炸，为建功立业可轻掷死生。他作文求奇而语势磅礴，“吞吐骋顿若千里之驹”，语意飞驰中不停地急转弯，叫人无暇思考其中的逻辑漏洞，最后不得不为其修辞的魅力所折服。但他有时候措辞又过于极端，分明是矫枉过正的奇葩论点，他也能雄辩得斩钉截铁。
可以说，多亏儒家宽仁敦厚的磁场将“偏狭急躁”的天性框定在大体不失君子风度的范围内，韩愈才能虽行事奇险而仍不失为后世楷模。
荀子曰：“人之性恶，其善者，伪也。”伪也，亦文明也。
韩愈一生的充满矛盾的言行，似乎显现出了一种生命的紧迫感。
当人觉得人生如朝生暮死之蜉蝣，没有往世来生可寄托时，最理性的选择就是要将此生的价值最大化。为了实现这个目标，恐怕难免要做一些有争议的事。
吹捧李实以求进用的韩愈是这样，顾不得皇帝病重而急于廓清弊政的柳宗元也是这样。
但相比之下，后半生“虽万受摈弃，不更乎其内”的柳宗元，好像更有一种永恒感。
永恒感未必要从个体生命可延展至无穷的宗教承诺中获得，对儒家的知识分子来说，今生过后有万世之名。人生不是刹那芳华后的彻底幻灭，守道不回的坚持必留下真实痕迹。
“贤者不得志于今，必取贵于后，古之著书者皆是也。”（柳宗元）
能趁好年华建立功业自然是最好的，但若被世情所阻，那么有永恒感的人生也可以慢慢来。永恒感消减了人急于成功的紧迫心理，也束缚着行为主体不敢在自己信从的正道上走错太多。
柳氏为河东著姓，柳宗元的母亲又出自范阳卢氏，这种高门大姓虽然在中唐时已逐渐没落，但世代儒学教养产生的影响不会一夕而止。柳宗元胸中缺少草根文青奋力燃烧自己以速成大名的蓬勃火焰，但冷峻和理性，平静与恒定，无疑是另一种难能可贵的禀赋。
或许正因如此，当其他骚人墨客被贬到万径无人踪的蛮荒之地时，表现出的往往是纵情或旷达，而柳子不是。
寒江独钓的冷意无远弗届又深入骨髓，“岩上无心云相逐”的化境澄净空明似无色无相。痛苦寂寞当然是真实的，空明的境界也难以造作而成。在这里，它需要一个高度清醒的灵魂在看破世间荒唐之后，平静接受被世间认为是荒唐的现实。
有人说柳宗元“直揖陶、谢”，那是魏晋遗风。也有人说“柳子厚如高秋独眺，霁晚孤吹。”
高是智慧，秋是心绪，独是内向的心境，眺是对外的关怀，霁是历经困厄不改谦谦风度，晚是世间浊气侵漫昏昏如夜，孤是道穷命蹇万受摈弃，吹是发声作文遣怀兼惠后世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