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伯涛—从战犯到公民的思想改造
杨伯涛，湖南芷江人，生于1909年，原为国民党第十八军少将军长，1948年12月在淮海战役中被俘。经过十年的改造生活，于1959年12月4日获得特赦。其后，被安排在全国政协任文史专员，曾任全国政协委员、民革中央监察委员。
在这篇文章里，他如实地记述了自己所走过的思想改造历程，倾诉了对人民政府的感激之情，他说：“我自己长期与中共为敌，罪恶特别重大，根本就没有想到会特赦到我……”
我出生于农村，小时是一个放牛娃，由于父亲早故，靠寡母拉扯长大，我还有两个哥哥，全家佃耕几亩薄田，过着缺衣少食的穷困生活。照说，这样一个出身贫苦的人，应该跟着中国共产党搞革命，为穷人打天下。不幸相反，我却不自觉地投身到国民党反动阵营里去了。1926年大革命时，贵州军阀王天培响应广州革命政府号召参加国民革命，编为第十军，出师北伐。路经我的家乡湖南芷江，我这时还不满十七岁，在芷江第九联合中学一年级半耕半读，因家贫缴不起学费和购置书册等必需用品，急欲另谋出路，乃辍学投身该军教导队当学兵，随军至武汉，转入程潜第六军教导队。以后考入中央军校第七期。从此我被培养成为反动集团的走卒，开始了反共反人民的罪恶行程。
1948年12月15日，在淮海战役双堆集战场，黄维十二兵团被解放军包围痛击，全军覆灭。除兵团副司令官胡琏、师长尹俊、王靖云等人突围逃脱，司令官黄维、四个军长（熊绶春被击毙外）吴绍周、覃道善和我三人被俘，其他师团级军官也无一漏网。
我们这一群俘虏，除黄维一人单独送石家庄看管外，所有十二兵团被俘的军长以下营团以上军官，都被押送河北永年刘伯承二野开办的“解放军官教导团”。
永年“解放军官教导团”是一座俘虏收容所，除淮海战役的俘虏外，还有山西阎锡山部、新保安、天津的俘虏，有时多至千人以上。刚开始学习时没有书本，团政委谢骅和大队干部给我们训了几次话。谢政委着重讲了对战犯采取宽大政策的根据。各小组座谈讨论，没有严格要求。这时候的我，虽然当了俘虏，思想上仍然很顽固。有的俘虏在讨论会上大骂蒋介石，我听了很抵触。我过去见了蒋介石，恭敬地称呼“校长”，平常谈话都称“委员长”，现在要我直呼蒋介石其名，万万开不了这个口，思想上认为这是对领袖的侮辱，是犯罪的行为；在道义上讲，这样出尔反尔，也为人所不齿。因此讨论时很少发言，每轮到我发言时，就东拉西扯绕圈子避开这一关键问题不谈。我当时的思想情绪，非常悲观消极，如同待决之囚，只是苟延时日而已。我常常悔恨在双堆集突围时自杀未遂，抱怨那时没有径自死去，今天歧路彷徨，行尸走肉，精神甚为痛苦，每每忘魂丧魄，如有所失。
1949年7月，教导团将营团级俘虏释放，留下师长级以上百余人。同年9月下旬，将我们这百余人解送到首都北京，住广安门外大街普济院，改名为“解放军官教导大队”，直属军委总政治部。
我们来到北京，生活比在永年教导团有很大的改善。伙食按人民解放军中灶供给，节假日还要包饺子或加菜；医疗也较方便，战犯们病痛能得到及时治疗。在永年时，正处解放战争高潮，南方各省解放不久，虽然教导团领导准许战犯们与家属通信，但邮路不畅通，通信困难。到了北京，我的家乡湖南已解放，我给家里写了信，教导队代为邮寄，很快就得到了回信。在信里我告诉妻子罗启芝：“我在这里受到共产党宽大，生活得很好。”她喜出望外，得到莫大的安慰。教导队还准许亲友来探望我们，为接待前来探望战犯的家属，开辟了几间房子，专为我们团聚之所，并供给伙食。罗启芝于1950年8月携长子健华、幼女新华来京探望，在队里住了一周。她亲眼看到我们的生活和身体都很好，深深感谢共产党的宽大。过去她以为我是在坐监狱，会手铐脚镣，挨打受骂，到此一看，便放下心来。她把健华留在北京读书，自己带着两岁的幼女新华欢欢喜喜地返回了芷江。
我在大队长马啬、政委杨劲生的照顾关怀之下，受到种种优待，人非木石，孰能无情，顽固的反动思想开始动摇。强烈的求知欲促使我阅读起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毛主席著作，初步懂得了阶级斗争的原理，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，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关系。对于共产党所提出的消灭阶级、消灭剥削，内心表示拥护，认为这是合理的；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，在我国也是需要的。由于过去不懂社会发展规律，囿于成见和意气之争而产生的对共产党的敌对态度，从根本上大大削弱了。虽然如此，但我头脑深处还残存着浓厚的封建意识，我当时的想法是：“我和国民党一刀两断，再也不当国民党了；和共产党疏不间亲，也跟不上；如果不杀我的话，我一心一意，当一个改朝换代后的遗民，山居野处，自食其力地了此一生。”当然我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，这条道路是没有的。只是我那时认识浅薄，故而出此幻想。马啬大队长曾单独叫我去和他恳谈，他说：“你身体很好，正当中年，在新社会还是有前途的。”我当时态度暧昧，对大队长的劝告，没有表示热情，冷冷地回答说：“我的罪恶大，人民肯宽恕我吗？何况我的学习也不好，又无才能，恐怕对人民不能有所报效，以赎罪戾。”大队长听了我的话，不以为忤，仍然和颜悦色劝导。又一次谈话，我满腹牢骚地说：“你们共产党人善于做地下工作，不知不觉影响和推动了很多人转到共产党这方面来，与人民挂上钩，做了好事。可惜我这一生从没有遇上一个共产党人做我的工作，我在共产党队伍里面，举目无亲，要不然我这样贫苦出身的人，总会有所转变。”大队长听了笑着说：“你别埋怨我们没有做你的工作，说不定你身边就有我们的人。只是你太反动和顽固了，我们不屑于也不敢做你的工作哩。”我听了哑口无言。确实，以我当时的反动气焰来说，好话决不会听得进的。那时台湾当局以胡琏率十八军各部队盘踞金门岛，队里领导要我写一篇《告十八军官兵书》，书中大意：首先是和官兵寒暄叙旧，接着是分析形势，晓以利害，最后劝他们改弦更张，走向光明。这次对台宣传，在我们大队还是第一次。
1950年，美帝国主义打着联合国的旗帜，帮助南朝鲜傀儡，侵入朝鲜人民共和国。我国组织了中国人民志愿军，于同年10月25日跨过鸭绿江，与朝鲜人民并肩战斗。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团结一致，掀起保家卫国高潮，奋起支援。我们虽是关押改造的战犯，但毕竟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，有着传统的民族自尊感，抵御外侮，人人有责，亟愿有所报效。战犯中王岳、王元直、李文密、韦镇福、吴庭玺等多人，应募参军到南京军事学院讲课。抗日战争时期，十八军装备美械，办一训练班，由我主持，美国军官任教官，担任美国装备的教练，以后他们又随我参加湘西雪峰山战役，因而对美军战术有所了解。大队长马啬特成立美军战术研究班，以我为班长，与宋瑞珂、吴绍周、覃道善、林伟宏、夏建勣、刘洁等共同研究，我执笔写成《美军战术之研究》一书，供志愿军参考。大队还为志愿军炒干粮，又因我出生于湖南稻米之乡，懂得用大米炒成干粮的技术，大队长让我当技术指导。我异常兴奋，以能为志愿军做一点点事，内心稍安并引为光荣。1953年秋，“解放军官教导大队”撤销，总政来了一位首长，集合全体战犯逐一点名出列，分为四组：一组是释放回原籍，二组是送华北军法处管押，三组押送犯罪地方处理，四组是我和宋瑞珂、刘洁三人。首长对我们三人说：“你们为人民立了功，给予宽大处理。”并让我们乘面包车到德胜门外功德林华北军法处，和解放军犯错误的指战员一道学习。他们对我们很和蔼，我和其中的王士之、边疆还交上了朋友。不久这些指战员结束学习，返回部队。这时各大行政区集中到北京来的战犯陆续到达，管理所将我们这百余人编成近十个学习组，集体生活和学习，大家相互可以自由交谈。许多是旧友相逢，乍见时紧握双手，各庆健在，互相致意。我们长期沉重的心情，大为轻松。
我们在生活方面，又有进一步的改善，规定了作息时间，每天可以在花圃庭院做各种体育活动，如打太极拳等。在文娱方面，设有图书室，有各种书籍报刊，有围棋、象棋、扑克牌、乒乓球等。我们各找旗鼓相当的对手，对弈或对垒，彼此角逐，尽兴方休。每届重大节日则举行文娱晚会，我们自编节目自导自演。我在武汉生活很久，会几首民歌，用“彩龙船”调子，自编新词歌颂新社会，指挥十余人合唱。虽然没有粉墨化妆，登场演出时也引起哄堂大笑，鼓掌喝彩。由我们组织的学习委员会，开辟了墙报栏，张贴大家撰写的学习心得文章，彼此观摩，共促进步。总的说来，这里不像是监狱，而像是一所学校，充满了学习的气氛。有尽情消遣的园地，使人不感寂寞，轻松愉快地过日子，情绪是相当安定的。
管理所对战犯们的卫生保健工作，也给予足够的重视。战犯们平均年龄在六十上下，多数患有各种疾病，管理所医务人员每日按时诊断，精心治疗。1957年进行体格大检查，我们分批到公安部医院受检，按体验结果对症处理。有两件事最使我们衷心感戴！第一，给战犯补牙镶牙，医治牙疾。公安部负责管理战犯的十三局局长姚伦、处长孙鹏飞，调动医务人员对患者一一诊断，该拔的拔掉并给安上假牙，腐蚀破损的给予嵌补，使许多人能够恢复正常饮食，安稳入睡，维持健康。第二，解决了我们老花眼、近视眼丧失视力的问题。视力不佳，对于阅读书刊及日常生活，都有难以逾越的障碍，严重影响学习改造。我们当中原来戴眼镜的很多，但有的人不是在战场混乱之际丢失了，就是现在度数不相适应，都迫切需要配上一副合适的眼镜。姚局长、孙处长目睹这一情况，当即决定安排我们到医院验光，很快就给配上光度适合的眼镜。
我这时已四十七岁，眼睛也开始昏花了，戴上新眼镜，看书写字就不感吃力了。由于年事日长，光度需要增大，1967年我又重新配换了一副新的，但对这副旧眼镜总蕴藏着深情厚意，舍不得把它丢掉，现在还把它珍藏着，作为珍贵的纪念品。
1957年，中共中央为了加速对集中在北京的战犯改造，将名单通报了在京的爱国民主人士，征得他们的同意，前往管理所访问各个战犯，阐述党对战犯宽大改造的政策方针，介绍新中国当前的大好形势。各爱国民主人士多是我们的老师、长官、同学、同事或亲友，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。我们被俘后与社会隔绝，对新中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，了解不够，虽间接听到一些，心里却没底，早就盼望与自己有关的人士和亲友，有一个接席晤谈的机会。先后到管理所访问的有程潜、张治中、傅作义、邵力子、卫立煌、章士钊、刘斐、陈铭枢、蒋光鼐、蔡廷锴、卢汉、郑洞国、侯镜如、陈明仁、张难先、唐生明、肖作霖等多人。他们除致抚慰之情外，主要是传达党的宽大政策，以摆事实、讲道理的诚恳态度，批判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反人民行径；介绍新中国振奋人心的建设成就和大好形势。他们的到来大大地扫除了我们忧心忡忡、阴沉绝望的悲观情绪，而萌发向往新生，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愿望。
